原创

答应我,

最后邵飘萍在吴佩孚的照片底下大笔一挥,写下了“除通电外一事无成,吴佩孚。”11个大字。这句批语着实利害,虽有些偏颇,却入骨三分,就算吴佩孚亲临,恐怕也是哑口无言。
他把军阀们的照片一张一张全放在了头版,每个人照片底下还加了一个外号。张作霖就是“奉民公敌”、李景林是“直系公敌”、张宗昌是“鲁系公敌”。可写到吴佩孚的时候,邵飘萍却犯了难。
1908年,出于发展电报业的考虑,费用再次下调,减了20%。以福建为例,从福州发往直隶的费用是每个字两角二分银元,发往江苏是每个字1角6分银元,发到蒙古最贵,4角银元才能发1个字。
据统计,清末的中文电报房每分钟大概可以发出20~25个华文明码。每一份电报的费用是按照七字一算。七字之内都按照七个字收费,七字以外另外结算。
当然,也并非一味为了省钱而尽量减字。中法战争在台湾打的最激烈的时候,张之洞一日之内三电李鸿章,每封都在数百字,详述战况,以免贻误战机。
等到了1987年马可尼创办了“马可尼无线电报有限公司”的时候,《时务报》不失时机地又登出一篇消息《电浪新法》:“用大小合度、力量相当之电机,数英里之遥,凭空发信,现用哈子(赫兹)法之电浪试验”。“于一英里之外,设一电机,并在隔一山处,亦设一机,激动电浪,则两机俱应,是则电浪竟能穿山水矣。”这两篇报道,使国人及时了解了无线电报的特性和原理。
儿子五岁即读长篇历史小说,大学想攻文史,结果却读了通信工程专业,又到大河网从事技术工作。知子莫如母,我欣赏他的文学灵性,明白他的理想守望,却没有竭力促成他的文学梦想,原因在另一篇文中谈过:“怕是我的文学生涯勾惹了他,怕他早早学了文人的做派而又练不就文人的能耐,怕他滥用了文人的感情而又长不硬文人的风骨,怕他贪图文人的风流而又经不起文人的艰辛。”如今新书付梓,儿子一偿夙愿,我密云不雨的心头终于下了第一场雨。
熟悉民国的人都知道,“通电”在民国史上出现得极为频繁,深深地渗透到那一段历史的腠理中去,治史者无论如何也是绕不开的——乃至于有人说“不读通电,则民国无史矣”。民国之人对通电的挚爱无以伦比,上台要通电、下野要通电、嘉奖要通电、谴责要通电、讨伐要通电,和谈要通电,甚至大学老师被政府欠了薪水也要通电……
所以慈禧一反手,光绪皇帝就翻身落马,戊戌六君子或死或逃;所以戊戌变法在史书上,就被后世人取了个别名“百日维新”。一场变法强国的春梦,终究不过是空中楼阁而已。
这两位中国商业巨子的斗法以争设国内首条电报线路为发端,错综复杂,精彩好看,延续数年后,以胡雪岩的败亡而告终,电报在这出好戏当中,恰恰扮演了最为重要的角色。
说道丝绣,江南从明代起就是全国四大产区之一,到了清朝,南京、苏州、杭州已形成全国生产中心,品种丰富,织造精美。胡雪岩利用左宗棠担任两江总督的便利条件,二十余年来努力经营,基本上已经垄断了蚕丝市场,别人很难插得进脚去。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腐败之极的清军节节败退。平壤战役中,虽然有左宝贵、聂士成等部的拼命血战,但由于统帅叶志超的不战而逃,清军一溃千里,盛宣怀五弟盛星怀阵亡于败军之中。这一噩耗传来,盛宣怀愤激之下,旧疾发作,差点死掉。第二年马关条约签定,盛宣怀以身体不好,无法担当大任为由几次要求辞职,清廷都没有批准。从日后的事情推演,盛宣怀对清廷失望透顶,恐怕就因此时起了。
在盛宣怀和郑观应的妥善安排下,这条线路铺设和运行的过程相当顺利。建设完毕后,李鸿章还动用他的影响力,邀请了光绪的亲生父亲醇亲王奕譞等宗室、大臣来现场观看。这些人哪里见过这么“尔发彼得,倏忽而至”的通讯方式,不禁纷纷赞叹不已。李鸿章于是乘势上书,要求开设电报局和电报学堂,并保举盛宣怀为电报局总办。在李鸿章的强力推动下,此折很快被奏准。李鸿章和盛宣怀先抑后扬,谋定而后动,干净漂亮地赢得了“电报开设”这一战役的胜利。
吴佩孚这两封通电拿捏的时机极佳。他第一封通电传及全国,把气氛先造出来,别人信不信通电不要紧,重要的是让他们知道有这么一号人物存在,埋下伏笔。他自忖自己的身份地位,皖系必不敢对自己下手;而第二封马电的通电范围却只限于各省督军与北京政府,目的是把段祺瑞的视线往冯国璋和曹锟那儿轰。
儿子结识马伯庸,是拜上天所赐。互联网让这一代年轻人早早插上了翅膀,儿子虽居中原郑州,却与千里之外的一群朋友结为知己。远在北京的马伯庸,两次来郑州相聚,我们夫妇参加年轻人的欢谈,总被青春的智慧久久滋润。
按说一个区区师长,本没有这么大的能量和胆子。但吴佩孚不同,他身在要冲,手握重兵,万一把他惹恼了,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转身投了南方,那可不得了。光靠张敬尧那种只会烧杀抢掠的废物点心,可绝挡不住吴佩孚的虎狼之师。

有了这么一个规矩以后,日期就被压缩为1个汉字,4个数字,效率就高多了。比如马日事变当天,电报的落款都会写着“辰马”,熟的人一看就知道是五月二十一日,两个字就搞定了。黎元洪复任总统时候发布的通电落款为巳鱼电,一看便知是六月六日,方便得很。
同治九年(1870年),时任湖广总督的李鸿章将盛宣怀招入幕府。一来是故人之子,二来沉稳务实的盛宣怀确有才干,因此深得李鸿章的欣赏器重。终李一生,都对这个小自己20多岁的子侄关爱备至、力加提携,因此还有传言说李鸿章收了盛宣怀当干儿子。不管此事是真是假,李鸿章一路的提拔关照,绝对是盛宣怀飞黄腾达,乃至跃上天下官商首领之位的最最重要的原因。
两万元在民国是个什么概念?民国一等荣光宝星勋章的年俸是3000元;曹锟贿选的时候,选票是卖5000元一张;电报局一等科员一个月薪水才100元——而且已经是小康生活;如果是在民国16年的上海市场,一块钱可以买30公斤大米,两万块可以办起一家小规模的纺织厂。
其实双方的争执焦点其实在于战、和二字而已。举国已经人心厌战,吴佩孚抢占了道德制高点,自然无往而不利,几次通电交锋下来,单纯的老百姓就看出一点:“段、张要打仗,吴要和平”,人心所向不言而喻,甚至送了吴佩孚一个“爱国将军”的称号。
走地线的好处第一可以保证信号稳定和线路质量,不用担心风吹雨琳;第二也免去意外损毁的麻烦——自从丁日昌、李鹤年之后,老百姓们对拔电杆兴致高涨。不过地线技术尚不成熟,无法应用于长途线路,好在从厦门海滨到田尾没多远,正合用。
在电报码的附近,是译好的中文,每四个数字上就有一个手写的汉字在那里。当时的电报译员最繁重的工作,就是要靠人工逐字逐句把电报码翻译过来。
不得不说,“官督商办”这一招在中国电报事业的前期发展中,是起了不可磨灭甚至是决定性的促进作用的。不但解决了资金匮乏的根本问题,而且商人们灵活先进的管理、经营,也不是官僚机构所能比拟的。从光绪八年(1882)三月初一日起,短短两年间,8万两的初始资本膨胀了10倍,到了光绪二十五年(1899),资本总额更是达到了惊人的220万元。
如果要达到全国通电的效果,则至少要覆盖全部一级、二级电报局,以及各大报馆。民国当时全国当时一级、二级的电报局大约有200多处,有影响力的报纸不下30余家。直奉战争之前,张作霖发过一通电报骂吴佩孚,题头写着:“大总统(徐世昌)钧鉴:国务院各部总长、各衙门步军统领、警察总监、曹巡阅使、督军、省长、司令、师旅长、护军使、镇守使、各省议会、商务总会、农会、工会、教育会、商会、各报馆公鉴。”这是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通电范围。有的时候,落款还会加一个“印”字,表明附有发布者的印鉴,等若背书。
此时飞鹰号正停泊在大沽口。荣禄立刻给飞鹰号管带、后来中华民国的第一位海军上将刘冠雄下了一道命令,让他马上拔锚启航,不惜一切代价追上重庆号,捉到康有为后就地正法。刘冠雄是甲午海战后硕果仅存的几位海军提督,他接到命令以后,立刻出动。不料飞鹰号在海上开了一段时间,刘冠雄却突然返航,报称说因为出发匆忙,船上煤水没有加足,不堪续航。荣禄虽然大怒,却也无可奈何,因为飞鹰号当时确实与僚舰飞霆号刚刚结束训练回航,停泊不足三小时即被命令出发追击。
从官府的角度来说,除了同样要头疼高昂的电报费用以外,还多了一层矛盾。那就是“官报”和“商报”的顺序之争。
北洋水师自甲午海战之后精锐尽失,元气大伤,一直到1896年才在直隶总督王文韶的推动下重建,飞鹰号快艇(快艇即如今之驱逐舰)就是在这期间购入的。该船是由建造过定远、镇远、济远等北洋名舰的德国伏尔铿(Vulcan)造船厂制造,于1895年下水。飞鹰号船身长259.2英尺,吃水12.6呎,排水量850吨,是唯一一艘拥有四烟囱的舰艇,推动力高达5400马力,航速最高可达22海里,还配备了两门克虏伯炮与三支鱼雷发射管,是重建后北洋水师中仅有的两艘驱逐舰之一。以它的速度,想追上航速只有12节的重庆号绰绰有余。
袁世凯本来已经被举国呼声搞得心力交瘁,众叛亲离,突然收到陈宦这封电报,成了骆驼上的最后一根稻草,回想当年陈宦跪在地上向自己劝进的场景,当即被气得晕倒在地,醒来时口中喃喃道:“人心大变。”袁世凯对陈宦的通电这么愤怒,不是因为他反对其称帝。陈宦早就打过电报给他,劝他退位,他对陈宦的立场已有心理准备。袁世凯只是万万没想到,这个陈宦反就反吧,居然反得如此绝情。
话说1911年,辛亥革命名义上取得胜利,但是实际上各地政权多把握在旧清朝官僚的手中,革命进行的很不彻底。比如原湖南咨议局议长谭延闿自任湖南军政府都督,原清政府广西提督陆荣廷自任南宁军政府都督,都是军阀的势力开始抬头,中央对地方鞭长莫及的标志。
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四码法是一种最简单的编码,它不用什么技巧,单纯靠蛮力。它以10个阿拉伯数字对应汉字,每一个汉字用4个数字的组合表达。比如李2621、鸿7703、章4545。发报员只须把这12个数字发出去,接报员就能根据这12个数字重新组合成“李鸿章”。那封著名的东南自保电报:“此乱命也,粤不奉诏。”翻译成电码,就是“2974/0052/0730/0048/4727/0008/1144/6096”。
可见这通电不是什么人都能发得起,电报局子门冲南,有事没钱莫进来。议会选举是有钱人的游戏,通电也是一样。民国史里发通电的,不是割据一地的军阀,就是身居要位的大员,要么是影响广泛的名人,普通人根本出不起这个钱。
通电的特点是速度快,范围广,实际上属于“公开信”的一种,它是某个政党、团体或者个人为了公开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而使用的通讯手段。民国时代没有电视,无线电台也刚刚起步,新闻报纸传播范围有限,速度又慢,唯有通电才是能够把自己的主张传遍全国的最快方式,抢占舆论阵地和道德制高点,是以大受政客欢迎,简直就是“政治”天生的助手。
不是物以稀为贵,也不是因为中国CPI比较低,而是因为中国电报员比国外同行更辛苦。
从技术角度来说,通电是指将特定信息经由某一电报机终端发往所有能够接收到该机信号的终端机的过程。一般的电报是点对点,一台拍一台收;通电则是点对面,一层层转发,直到路上所有接入的终端都收到为止,类似于一种广播。说得浅显一点,当年的通电,就像现在春节期间的手机短信群发。
在盛宣怀和郑观应的妥善安排下,这条线路铺设和运行的过程相当顺利。建设完毕后,李鸿章还动用他的影响力,邀请了光绪的亲生父亲醇亲王奕譞等宗室、大臣来现场观看。这些人哪里见过这么“尔发彼得,倏忽而至”的通讯方式,不禁纷纷赞叹不已。李鸿章于是乘势上书,要求开设电报局和电报学堂,并保举盛宣怀为电报局总办。在李鸿章的强力推动下,此折很快被奏准。李鸿章和盛宣怀先抑后扬,谋定而后动,干净漂亮地赢得了“电报开设”这一战役的胜利。
利富洋行是最早进入中国的英国公司之一,在上海混的一直不错。同治四年,也就是1865年,利富洋行为了提高竞争能力,作出了一个重大决策。他们为了解竞争对手情况,打算在上海吴淞口设立几个观察点,随时报告各国海轮进出情况。吴淞口离租界有很长一段距离,这就非得用电报不可,否则等你观察完再驰马回报,人家早就进港卸货了。

令人值得玩味的是,段祺瑞起兵讨伐张勋之际,发出数封通电,针对是电进行反击,文辞犀利无比,直斥张勋“罪浮于董卓,凶甚于朱温”,作者不是别人,恰好是康有为最得意的学生梁启超。这师徒二人分处两端,各执一词,偏偏都是鸿儒,写通电写得无比华丽,成了“张勋复辟”事件中另外一道风景。

电报是个赚钱的行当,说是“金线”也不为过。各地督抚位高权重,自然不愿意把这个能生金蛋的鸡拱手交出。山东巡抚孙宝琦等人就上奏,反对将本省的分线交给邮传部管理。虽然最后在中央政府的压力下,“省电归部”政策得以执行,但是也埋下了不和的种子。

孙中山和这位康德黎老师的关系匪浅。当初孙中山在香港西医书院学习的时候,康德黎就是他的老师兼教务长,“孙博士”这个头衔还是康德黎亲手颁发给他的,两人关系非常密切。有意思的是,这所香港西医书院并未在政府立案,从那里毕业的学生无法取得行医执照,所以孙中山那一届学生,一同拿到毕业证书的只有一个叫江英华的学生。他们当年解剖学考试的卷子,如今还有留存。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在香港就是找康德黎寻求庇护,后来康德黎返回伦敦途中在夏威夷碰到孙中山,邀请他去英国,他这才有了游览欧洲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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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美评论

Comments

杨方俊
是爆炸想你
小小的萌ブ^O^ッ

一切都已经结束。

我们
忽然不知道说什么好
许伟豪
爱你的人如果没有按你所希望的方式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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